讀書之方法，往圣先賢多有論及，讓我觸動最深而又獲益最大的，當數陶行知先生的“用書”論。

陶行知提倡生活教育，“平時盡力勸人不要做書呆子”，要避免“讀死書”“死讀書”“讀書死”。他認為：“書只是一種工具，和鋸子、鋤頭是一樣的性質，都是給人用的。”全力主張讀書要善于用，“過什么生活就用什么書”，要“用活書，活用書，用書活”。

或許有人認為，強調“書只是一種工具”，會讓讀書陷入工具理性的泥淖，倡導“過什么生活就用什么書”，會把讀書引向實用主義的誤區。其實，這種擔憂既無多大必要，也無多少道理。對于讀書，我有一種近乎偏執的觀點，如果讀了書而沒有用書，那無異于只是用眼睛對文字作了機械的掃描，未經大腦的融通和行為的轉化，就算不上真正的讀書。畢竟，從本質而言，書就是一種工具，如同耕田的犁、寫字的筆，作為一種器物，自有其內在功能和適用場景，書被人讀，便是物盡其能，讀書致用，便是書的最好歸途。那么，如何用好書這一工具，讓閱讀為生活賦能呢？

運用語言以優化表達

“人在本質上是個語言存在物。”誠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所言，讀書的主要目的就是學習語言并運用語言，經由語言，人類才能更好地認知世界、記錄情感、表達思想、交流對話、傳承文明。

運用語言最常見的就是直接或間接使用文句。譬如，為了鼓勵教師不斷精進、自我超越，可以引用米歇爾·奧巴馬在《成為》一書中的體會：“‘成為’（Becoming），是一個進行時。成為，并不意味著要達到某個位置，達到一個特定的目標。成為，應該是一種前進的狀態，一種進化的方式，在這條道路上，你看不到終點。因為成為，就是那一條永不放棄，想要繼續成長的道路。”這類文句精致凝練，內含豐富，極具啟發性和鼓舞性，在講話或寫作時巧妙嵌入，往往會產生直擊心靈的效果。

除了直接或間接的文句引用之外，書中的理論（觀點）、故事（素材）也可以有機地為我所用。例如，為了向教師講清日常教育中開展科研的重要意義，我曾引用航天控制專家梁思禮的“十倍理論”：在解決航天的可靠性問題上，如果在概念設計階段花1元錢能解決的問題，拖到方案設計階段，就要花10元錢才能解決，到了出樣階段，則要花100元錢。憑借梁思禮院士身份的權威性和“十倍理論”的科學性，“以研究的方式開展工作”這一倡導就自然容易被一線教師理解并接納。

活用知識以解決問題

讀書絕不能止于機械地積累知識，把人變成移動的兩腳書櫥，而應當注重轉化運用，讓知識在實踐中迸發出力量。活用知識主要有三條路徑：

其一，活用陳述性知識以深化認識理解。例如，通過閱讀《教育科學研究方法》一書，我深入清晰地認識了教育科研的內涵，系統地掌握了教育科研的常用方法，豐厚了自身的教育科研理論素養；更重要的是，在日常的論文寫作和課題研究中，我將文獻綜述、問卷調查、行動研究等相關知識融會在實踐之中，既增強了教育科研的實操能力，也提升了對基層學校科研指導的有效性。

其二，活用程序性知識以提高辦事效率。例如，讀了馬歇爾·盧森堡博士的《非暴力溝通》，就完全可以把“非暴力溝通”四要素（觀察—感受—需要—請求）應用于生活交往之中，先清晰地表達觀察的結果，再清晰地表達感受，再明確內心真實的需要，然后提出具體的、正向的，而不是抽象的、負向的請求，依照這一操作流程，再盡量避免“道德評判、進行比較、回避責任、強人所難”等“異化的溝通方式”，無疑能夠減少溝通過程中的摩擦和損耗，更好地和諧人際之間的關系。

其三，活用策略性知識以增進工作效益。例如，日常的校本教研存在規劃不明晰、實施缺創意、績效少評估等典型問題，致使教研活動質量不高，教師的參與度和獲得感偏低。在看到質量管理大師威廉·愛德華茲·戴明的PDCA循環后，我們將項目規劃、項目實施、過程監控、評估優化的管理理念與方法引入教研活動，從源頭上對教研主題進行設計，在方案上對教研流程進行規劃，在過程上對教研環節進行監控，最后再通過評價反饋形成閉環，總結經驗，改進問題，從而切實提升教研活動質量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按照洛林·W.安德森等人在《布盧姆教育目標分類學（修訂版）》中的觀點，知識可以分為事實性知識、概念性知識、程序性知識和元認知知識，不同類型的知識各具特點和功能，產生的效用也各不相同。所以，我們就沒有必要把重點放在記住大量的事實上，而應該把目光聚焦在概念性知識，尤其是程序性知識和策略性知識的學習和運用上，這樣，我們才能在讀書時避免大量“惰性知識”的無謂消耗，騰出更多的精力來掌握“最有價值的知識”，并讓它發揮杠桿的作用，促進生命更好的成長。

化用思想以完善心智

電影《教父》中有句經典的臺詞：“那些一秒鐘就看透事物本質的人，和花了一輩子都看不懂本質的人，注定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！”要想練就迅速看透事物本質的能力，只有多讀書，讀好書，博采人類文明的精華，廣納往圣先賢的思想，再通過思想的融會化用，才能不斷地進化內在的心智系統，擁有“獲得能力的能力”。化用書中的思想，可以從三個方面著力。

第一，形塑價值體系。價值觀念的形成既受家庭、學校和社會環境等外部因素的影響，更受主體的需要、自我意識和實踐活動的影響，其中，閱讀的作用可謂舉足輕重。回顧自身的經歷，高中畢業之前由于條件和視野所限，除了課本之外，讀書的確甚少，但即便如此，有限的閱讀也如壘土成墻一般，一層一疊地構建起價值觀念的基座：兒時跟隨祖父吟誦《三字經》，雖不真正明白“曰仁義，禮智信。此五常，不容紊”的內涵，“融四歲，能讓梨”的故事卻在幼小的心靈中烙下了價值觀念的底色；小學如饑似渴地捧讀母親買來的《岳飛傳》連環畫系列，在為岳飛冤死風波亭流淚痛哭之后，“精忠報國”四個大字便嵌進了少年的腦海里；進入大學中文系，《論語》中“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泛愛眾，而親仁”的誨示，《孟子》中“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”的闡發，張載“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圣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”的四句教諭……這些古圣先賢的思想如雨露甘霖般滋養著生命，也不斷地砌筑出價值觀念的大廈。隨著讀書的深入，傳統文化標舉的“溫良慎獨、剛健有為”的君子人格逐漸成為價值譜系的主脈，而西方文化倡導的“追求真理、心懷正義”的知識分子品格也漸次融入，匯聚成價值觀念的完整拼圖，它們如同燈塔中永遠閃耀的炬光，激勵并指引著我精進求索，跋涉在通往未來的路上。

第二，改進底層邏輯。要在不同之中找相同、變化之中尋不變，一旦打通了物與物的壁壘，抽象出事與事的通則，就能發現萬千現象背后的如同“看不見的手”一般的規律，并能在對規律的遵從與利用中自由地穿梭于各個領域。

一般來說，閱讀對底層邏輯的改進如同滴水穿石，是零散而漸進的。譬如，當我們讀了安德斯·艾利克森和羅伯特·普爾的《刻意練習》，就知曉了成功的底層邏輯離不開刻意練習，只有圍繞目標進行刻意練習的設計，開展恒定的改進，借助反饋的力量，才能有效地成為行業領域的高手。

第三，優化思維模式。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卡羅爾·德韋克在《終身成長》中指出：“決定人與人之間差異的，不是天賦，不是勤奮程度，而是思維模式。”思維模式可以依靠自身的實踐來揣悟和建構，而最為便捷和高效的方式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通過閱讀來吸納眾人經過檢驗的智慧，再在實踐中反思調整，形成自己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模式。

實踐中，閱讀對思維模式的優化大致有兩種方式。一種是直接式遷移，即把書中的思維模式理解之后，靈活地應用到各種實際事務的處理。譬如，在閱讀中接觸到SWOT分析法這種思維模式，就可以在制定學校發展規劃時直接使用，通過內部優勢、劣勢和外部的機會、威脅四個維度來進行矩陣分析，以便全面、系統地梳理信息、作出研判；同時，為了集思廣益，還可以嵌套似地運用頭腦風暴法、6頂帽思考法等思維模式，讓參與者站在不同的立場充分地表達見解、相互質詢，以便趨利避害，保證決策的科學性。

此外，還有一種方式就是創造性使用，即對書中的思維模式進行深入的領悟，再結合已有經驗進行創造性的建構，進而將其用于真實的問題解決。例如，讀了《金字塔原理》一書，受作者芭芭拉·明托的啟發，鑒于中小學教師科研寫作方法欠缺的困境，遵循好懂易用的原則，依據思維與寫作的金字塔原理的基本結構——“結論先行，以上統下，歸類分組，邏輯遞進，先重要后次要，先總結后具體，先框架后細節，先結論后原因，先結果后過程，先論點后論據”，我研發了積件式寫作操作系統，很多一線教師聽過講座之后反饋，“積件式寫作”具有很強的問題針對性，實用而有效。

宋人陳善在《捫虱新話》一書中寫道：“讀書須知出入法。始當求所以入，終當求所以出。見得親切，此是入書法；用得透脫，此是出書法。”的確，“用得透脫”不僅是讀書的最終目的，也是用書的最高境界。要把書用得透脫，既要關注文句素材的“器”用，也要做好知識技能的“術”用，更要重視思想智慧的“道”用，如此，方能悟得書中精髓，成就幸福精彩人生。

（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教育科學研究院科研員）

《中國教育報》2024年05月22日第9版